为持续推动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学术本色建设,加强新时代儒家思想研究阐发,中国孔子网特推出《尼山会客厅》访谈专栏,邀请专家学者,解读儒家思想的智慧精髓,深入剖析儒家思想的时代内涵与当代价值,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近日,孔子——亚里士多德论坛成功举办,中国孔子网专访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黄玉顺,围绕儒学的时代价值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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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孔子网】您师从蒙培元先生,请问蒙先生对您的学术研究和治学方法产生了哪些影响?
黄玉顺:我的导师蒙培元先生是当代著名的哲学家、中国哲学史家、儒学大家。蒙先生对我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是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真情实感”。蒙先生特别强调:要有“真情实感”。这既是蒙先生为人的特质,也是他为学的特色。唯其如此,他才能够创建儒家情感哲学——“情感儒学”。也正因为继承和发展了他的情感哲学,我才能够建构起自己的哲学体系——“生活儒学”,因为生活儒学以“生活”为“存在”,而此“存在”首先就是“生活情感”,尤其是“仁爱”或“爱”的情感。生活儒学的基本命题“生活之外别无存在”,也可以用一篇文章的标题来概括:《爱,所以在》。
第二是“任重道远”。蒙先生的思想学术历程,令我经常想起曾子的话:“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蒙先生晚年,可谓“不知老之将至”,不仅笔耕不辍,而且始终保持着思想的开拓性、理论的独创性;直到病情日渐加重,右手不能握笔,开始学习左手写作,以至口授……对此,我自己则是司马迁所说的“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第三是“开放心灵”。我当年跟随蒙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时,他经常耳提面命,其中最深刻的印象之一,就是叮嘱我“保持一颗开放的心灵”。蒙先生于2023年7月12日仙逝,我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整版纪念文章《情感儒学:中国哲学现代转化的一个范例》,就特别注重这个方面,撰写了“‘心灵开放’论”部分。我自己也牢记恩师教诲,时刻注意保持对古今中外思想成果的心灵开放性。如今,我的博士生李海超副教授也在着力阐发蒙先生的“开放心灵”理念,以建构他自己的“心灵儒学”。
【中国孔子网】您建构的“生活儒学”理论,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生活儒学”这个理论是如何形成的?
黄玉顺:从2004年提出“生活儒学”以来,我逐步建立起一个新的儒家哲学体系。当然,这里的“哲学”是广义的,即:除了传统意义的形上哲学,如:“变易本体论”(Change Ontology)和“超越本体论”(Transcendence Ontology),形下哲学,如:作为道德哲学或伦理学原理的“中国正义论”(Chinese Theory of Justice)和作为政治哲学的“国民政治儒学”,还有属于“前哲学”或“前概念”的“存在论”(Being Theory)——“生活本源论”。借用海德格尔的一篇论文《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的说法,前者属于“哲学的终结”范畴,后者属于“思的任务”范畴。这就犹如海德格尔要“终结”哲学,人们却仍然称他的思想为“海德格尔哲学”。不过,生活儒学不是要“终结”哲学,而是要“重建”哲学。
至于“生活儒学”这个理论是如何形成的,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但有一点是很明确的:这是孔子所说的“为己之学”,即是我自己的生活及其时代感悟的理论化、哲学化表达而已,也就是我经常说的“自我诠释”。
【中国孔子网】您认为儒学与生活的关系是怎样的?生活儒学与传统儒学相比较,创新之处是什么?
黄玉顺:关于儒学与生活的关系,我多次强调:生活不是为儒学而存在的,儒学倒是为生活而存在的。因此,首先要做的不是用既有的古代儒学来裁剪我们的现代生活,而是在“走向现代性”的生活方式中改造儒学,可以说是在“双创”中“拯救儒学”。这也是我反复强调过的:当代儒学应当是“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
正是因为秉持着这种理念,生活儒学才有一种基本的问题意识。如果承认前现代的古代儒学是王权时代和皇权时代的产物,决不能照搬到现代性的生活之中,这似乎就意味着这样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固守“原教旨”儒学而拒绝现代化,要么追求现代化而抛弃儒学。但是,这样的“儒学”只是一种传统的“形上→形下”的体系;而生活儒学则发现,儒学、特别是孔孟原典儒学中,还有一个“前形上学”“前主体性”“前存在者”的观念层级,这样的“存在”观念能够为“存在者化”的儒学奠基,从而重建儒家的形上学和形下学,以此应对现代生活问题。
【中国孔子网】您的著作《中国正义论的重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英文版作为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分别在英国、美国出版发行,您认为,儒学对于推动中华文化在海外的影响和传播有哪些独特贡献?
黄玉顺:这两本书能够在海外出版,我要感谢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专家和译者侯萍萍教授、李学宁教授。至于“儒学对于推动中华文化在海外的影响和传播有哪些独特贡献”,我想,就这两本书而论,这取决于它们的不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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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是儒学的整体性的体系性的重建,涵盖了哲学和“前哲学”的内容。“前哲学”或“前概念”的内容其实不是“理性”的论述,而是“诗性”的言说。但是,英文版的书名是《Love and Thought: Life Confucianism as a New Philosophy》,其中的“a New Philosophy”是美国出版社强烈要求的,这也反映出美国出版界和学界对“哲学”的一种认知。中国新闻社发布的通稿《儒学专家黄玉顺海外出书,向西方读者展示东方特色哲学思考》也是如此,其中“向西方读者展示东方特色哲学思考”算是一种概括吧。这里的“哲学思考”即属于刚才谈到的广义的“哲学”概念,即涵盖了“前哲学”的内容。
《中国正义论的重建》则只是生活儒学之下的制度伦理学以及政治哲学的儒学原理,因此,其英文版涉及的是伦理学及政治哲学。这本书的英文版,书名为《Voice From The East: The Chinese Theory of Justice》,其中“Voice From The East”就是英方建议加上的,这反映出他们对此书的印象和看法,即这是“东方之声”——来自东方的声音,其实就是来自当代儒家的声音,它与西方正义论、例如罗尔斯的正义论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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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孔子网】儒学应如何讲好“中国话”,进而赋予儒学新的生命力?
黄玉顺:这个问题很好!好就好在这里揭示了一种关系:今天,儒学要讲好“中国话”,需要“赋予儒学新的生命力”。这是因为:古代的传统儒学并不存在“讲好中国话”的问题,它本来就是讲的“中国话”;“讲好中国话”这个问题的提出,在于时代背景的转变,亦即“古今之变”,儒学面对着“西学”这个“他者”。
因此,“赋予儒学新的生命力”首先要求儒学自身的现代转化。刚才提到的中国新闻社发布的通稿,标题所突出的“向西方读者展示东方特色哲学思考”就是“儒学讲中国话”的一个例子。
这里我要特别强调:儒学的这种现代转化,需要“文明交流互鉴”。我曾多次说过:儒学历史上的两次复兴,都与参照“西学”甚至某种程度的吸纳“西学”密切相关:一次是宋明新儒家的兴起,所涉及的是“西天取经”意义上的“西学”,即佛学;另一次是20世纪的现代新儒家的兴起,所涉及的是“西学东渐”意义上的“西学”,即西方学术,包括西方哲学。我自己的“生活儒学”,也参照和吸纳了西方的、尤其是海德格尔的现象学。
经常有朋友问我:生活儒学为什么要借鉴现象学?这也是我讲过的一个现象:没有人能亲自直接见到自己的本来面貌;人们所能见到的只是通过各种镜子显现出来的镜像;因此,“认识你自己”需要“找镜子”。犹如“以水为鉴”“以铜为鉴”,儒学要讲好“中国话”,并不是排斥“外国话”,而是需要“以人为鉴”,尤其是以西方现代文明为鉴。这里不必担忧:以镜为鉴并不意味着自己就会变成那个镜子。
【中国孔子网】您多次受邀参加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您认为,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文明对话方面发挥了哪些积极作用?这些作用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黄玉顺:迄今为止,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已经举办了十届。每一届我都参加了,并且多次发表主旨演讲。
毫无疑问,对于推动文明对话、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发挥了重大的积极作用。我个人觉得,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主要有三大作用:一是平台作用。这些年来,出现了不少文明对话论坛。例如杜维明先生主持的“嵩山论坛”,我也参加过几届。但是,就其规模和影响力而论,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是无出其右的。二是导向作用。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并仅仅是提供一个交流对话的平台,而是积极地渗入价值导向。三是传播作用。这里的“传播”当然是说的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播,尤其是儒家文化的传播。这种传播的对象不仅限于学术精英,还有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以及大众传播。
【中国孔子网】您对中西比较哲学有很深的研究,近日,“孔子——亚里士多德论坛”在曲阜举办。孔子和亚里士多德是中希众多先哲中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巨擘,您认为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有什么异同?
黄玉顺:今年举办孔子——亚里士多德论坛,这显然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这是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一个重要举措。
从学术的角度看,中国哲学与古希腊哲学的对应,更确切的应当是孔子与苏格拉底的比较、孟子与柏拉图的比较和荀子与亚里士多德的比较。
孔子与亚里士多德都高度关注伦理问题。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著述颇丰,诸如《尼各马可伦理学》《优台谟伦理学》《大伦理学》《欧代米亚伦理学》等。孔子虽然没有伦理学专著,但他的伦理学思想同样博大精深,极其深远地影响了中国及东亚的伦理思想和伦理生活。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年兴起于西方的“德性伦理学”首先就是通过阐发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思想而发展出来的,而中国方面也相应地出现了“儒家德性伦理学”的研究热潮,这表明两者之间存在着相通之处。
不过,两者之间也存在着一系列根本性的区别,最根本的一个区别就是亚里士多德那里并没有孔子的这种思想:一切伦理现象都渊源于仁爱情感。就此而论,孔子的思想与其说是“德性伦理”,不如说是“仁爱伦理”;孔子的“仁爱”概念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概念。
【中国孔子网】年轻一代如何培养对中国哲学的兴趣和热爱?
黄玉顺:培养年轻一代对中国哲学的兴趣和热爱,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
其一是哲学本身的角度。第一,中国哲学作为一种专门的学术,广大的非哲学专业的青年未必感兴趣。年轻人普遍关注的是当下的社会热点问题,特别是与他们的生存与发展密切相关的现实问题。这就要求中国哲学、儒家哲学切入当下、关怀现实。举例来说,当前AI技术的发展,就触发了深刻的哲学问题,这里不只是伦理问题,甚至涉及更为深层的“人之存在与本质”的问题。因此,第二,中国哲学自身的某种改变,这其实就是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即其所传播的不只是“中国哲学史”的知识性的东西,而是真正的正视现实问题的活的“中国哲学”。
其二是传播学的角度。传播的主体当然是中国哲学工作者。但传播的对象不同,传播的途径、方式和媒介也就不同。我想,最主要的有两类传播,即学校里的课堂传播和社会上的大众传播。在大众传播方面,尤其要注意的是各种新兴的媒体和自媒体。其实,已经有一些哲学工作者在积极从事这方面的活动,并开始在广大青年中产生广泛的影响。不过,也要注意传播内容方面出现的一些问题,包括警惕一些前现代、“原教旨”观念的传播;这里仍然需要强调刚才谈到的中国哲学自身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强调儒学这种“民族性表达”的“现代性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