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商泛指受中华传统文化影响的商人，是一种精神文化的象征和符号，儒商精神根植于儒家思想，儒商孕于齐鲁成于中华。鲁商是儒商精神关照下的商帮呈现，是儒商的典型代表，鲁商文化是儒商精神的一脉传承。儒商之下的各大商帮高度推崇“仁爱精神”，鲁商秉承诚信原则、重视政商关系。当代鲁商应坚守儒商之道，大力弘扬新时代儒商精神，树立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大制不割的整体观、开拓创新的发展观、以义兴利的义利观、以人为本的人本观。
儒商孕于齐鲁成于中华
传统儒商是指将儒家思想与市场经济法则有机融合，既拥有丰厚的儒家文化底蕴，又能实现事业成功的商界精英，是有道德、有文化、善经营的商贾。顺天应人，以仁为本，诚实守信，见利思义，勇于创新等是传统儒商精神的核心。现代儒商继承了传统儒商的精神，并将儒学之道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具有儒家商道智慧的商业仁人志士。
儒商精神根植于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以仁为本”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孔子认为“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智者利仁。”“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儒商历史悠远，孕育于先秦，形成于明清，发展于近代，创新于当代。儒之名起于殷士，商之名起于殷贾。“儒”与“商”同源于先秦。“商”是社会分工的产物，农工商三业为“国之三宝”，“三宝各安其处，民乃不虑。”早期“儒”与“商”的结合被称为“良商”或“诚贾”，是中国儒商的雏形。子贡、范蠡以及孟乐川等将儒家思想融入营商的实践中，成为备受尊崇的山东儒商。
子贡亦儒亦商、亦官亦商，担任过宰相与大夫，他将儒家学说成功融于商贸，被后世尊为儒商鼻祖。子贡不仅资助孔子周游列国，还广泛宣传孔子学说。子贡所秉持的“心怀天下、见利思义、富而好礼、诚实守信”的营商理念成为儒商文化的萌芽。深受老子、孔子、孙子影响的范蠡，辅佐越王成就霸业后，弃官从商，泛舟五湖，浮海出齐，行止山东肥城陶山。以民为本、富而好德、随时以行、刚柔相济、质高货真、信而不渝的谋略，以及耕于海畔、煮盐为业、居货耕畜的多元化战略，使范蠡富甲天下，被后人尊为“商圣”。孟洛川18岁子承父业，在掌舵瑞蚨祥的60余年中，秉承儒家文化的义利观，坚守以义为先、以义兴利、以信立业的信念，友诚对待顾客、宽严相济员工、和谐供应商关系、赈灾救民、热爱国家，成为驰名京津鲁的一代商贾。
随着商贸往来的增加，中华大地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商业联盟——商帮。商帮文化呈现典型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特质。各大商帮在政商关系、家族意识、诚信取向、创新精神、冒险精神以及开放精神等方面各具特色，但在“仁爱精神”上却呈现出高度的趋同性。“仁爱”对我国商业文化影响深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的君子之风被推崇。儒商文化作为各商帮文化之源，历经千年依然得以传承与颂扬。
受儒商文化的影响，中华大地诞生了对中国商业文化具有卓越贡献的儒商。如山东的张瑞敏、杭州的宗庆后与马云、福建的曹德旺、江苏的董明珠与刘强东、贵州的任正非、安徽的王传福。其中，张瑞敏全球首创“人单合一”模式，被授予全球50大管理思想家的终生成就奖，比肩国外知名学者。欧洲“人单合一”模式认证以及美国GE“人单合一”模式的成功，标志着儒商文化已走向世界。
大力弘扬新时代儒商精神
数字时代，企业的生存环境也在发生巨大变化。商业文化创新是应对数字化转型挑战的关键，笔者认为，在数字化时代，鲁商应对儒商精神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大力弘扬新时代儒商精神——
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人合一乃大德，既是天道的昭彰，亦是儒家思想的主旨。“立天之道”“立地之道”“立人之道”，儒家仁人志士皆推崇天人合一。孔子“赞天地之化育”，管仲“天覆万物而制之，地载万物而养之，四时生长万物而收藏之……”；朱熹“一身之中，凡所思虑运动，无非是天”；范蠡坚守“盈满而不溢出合天时，富实而不骄恣合地利，和而不矜其功合人事”之律，成为富甲天下、造福黎民的儒商。因此，商业行为不仅要合乎自然，还要利用自然，“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数字化时代的鲁商，应弘扬儒家的天人合一观，审时度势，守时待势，随时以行。在实现“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中实现基业长青。
大制不割的整体观。“天人合一”的底层逻辑是整体观。整体观要求企业向内要构建使要素发挥整体效能的运营系统，向外要为生态系统的利益相关方提供整体性的解决方案，在整体关联与动态平衡中实现利益相关方的共创共赢。新时代儒商张瑞敏基于整体观的第一原理思维，打造了引领全球的卡奥斯工业互联网平台，将经营中心由企业颠覆为用户，将运营模式由大规模制造颠覆为大规模定制。利用数字化技术，为用户提供全方位的服务解决方案，以全要素、全价值链、全产业链的场景化应用，助力行业实现数字化转型，赋能海尔生态持续价值创造。
开拓创新的发展观。开拓创新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动力之源。鲁商开放与创新精神与浙商、闽南商帮、珠三角商帮以及苏南商帮差距不小。鲁商的开放创新与早期亦官亦商的儒商有关。政商关系自古以来颇受中国商人的关注，受儒家官本位意识的深远影响、对权力的尊崇以及政府配置资源的核心地位，使得鲁商在资源配置以及构建商业生态中过度重视政商关系，没有充分重视开拓与创新等商业基本逻辑。在数字化转型的变革中，鲁商需强化开拓创新意识，弱化政商观念，弘扬创新的企业家精神，更有效地把握变革机会。
以义兴利的利益观。儒家思想并非重义轻利，孔子认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然而，义是立身之本，是获利之基。孔子说，“利者，义之和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应“义以生利”“见利思义”。诚实守信是以义兴利的基础，早期儒商均以“以义兴利”为宗旨，以义兴利的观念以及集体主义精神形成的多边惩罚机制确保了信誉机制作用的发挥。但随着西方思潮的涌入，加之竞争的激烈，现代商业多重利轻义，导致诸多环境与社会问题。在效率更高、盈利空间更低、竞争愈加激烈的数字生存时代，“以义兴利”是合作共赢的前提，更是企业构建良好商业生态系统的基本准则。鲁商应弘扬儒家“以义兴利”的利益观，秉持诚实守信的经商之道，构建和谐商业生态系统，践行对员工、客户、股东、供应商、社会以及生态等利益相关方的责任。
以人为本的人本观。天地之间，人为贵。“仁者爱人”的本质是以人为本。“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仁，人心也；义，人路也。”“仁”是人的根本价值所在，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儒商最高的行为准则。以人为本的人本观，要求管理者拥有仁爱之心，将人的价值创造视为企业的根本目标。数字化时代的鲁商，应继续弘扬儒家文化的仁爱传统，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承认人的主体性地位，实现人由手段到目的的颠覆式变革。
（作者系山东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