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炎黄文化院 名人名家 刘彬:从出土文献看孔子的学《易》阶段

刘彬:从出土文献看孔子的学《易》阶段

关于孔子与《周易》的关系,传世文献记载只有三条。《论语·述尔》:“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此关键词“易”,《鲁论》作“亦”。若如此,孔子与《周易》就没有关系。《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太史公曰:盖孔子晚而喜《易》。”与前条意思相同。一“喜”字,说明孔子晚年研究《周易》之痴迷痴情,以及深造自得之心灵愉悦。但“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句义模糊,是否意指今本《易传》中《序卦》《彖传》《系辞》《象传》《说卦》《文言》,尚不能确认。

因此,这三条文献,可以说明孔子研究过《周易》,作过《易传》,但同时也存在疑问。虽然汉至唐学者对孔子与《周易》的关系是肯定的,但从宋代起质疑进而否定孔子与《周易》关系的声音一直不断。肯定和否定两派长期争议,一直不能达成定论,由此形成一千多年的“孔子与《易》关系”学术公案。

马王堆帛书《易传》的出土,打破这种僵局,终于解决了这个公案。帛书《要》篇记载了孔子和子贡关于《周易》的一段对话,兹摘录如下:

夫子老而好《易》。子贡曰:“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夫子曰:“予非安其用也,予乐其辞也。”子贡曰:“夫子今不安其用而乐其辞,则是用奇于人也,而可乎?”子贡曰:“夫子亦信其筮乎?”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粱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

这段孔子师徒的对话非常重要,传达如下信息:其一,《论语》所言孔子晚年“学《易》”,实际上是“好《易》”,喜好《周易》,爱好《周易》,这与《史记》所言“喜《易》”是一致的。孔子言自己“学《易》”,是自谦之词,为孔子平和主观心态的表达。而《史记》和《要》的“喜《易》”“好《易》”是外人的记载,是他者眼中的客观描述。其二,孔子弟子子贡以前没有见过孔子研读《周易》,认为孔子研读《周易》学习筮占,违反他的儒家思想,故责难孔子。孔子耐心向子贡讲明,他精通筮占,不过现在不研究筮占,而是喜欢《周易》的卦爻辞。以前读《周易》研究筮占,和现在喜欢研读《周易》卦爻辞,二者并不矛盾。

由此我们推测,孔子一生当有两个阶段学习《周易》、应用《周易》:

其一,四十六岁之前的青壮年时期,孔子研读《周易》,学习应用筮占。子贡何年拜师孔子,文献没有明确记载。按子贡小孔子三十一岁,依照古代一般十五岁拜师学习的常情,可以推算孔子在四十六岁时收徒子贡。从四十六岁到孔子“晚年”这段时间,子贡没有见过孔子读过《周易》,没有见过孔子筮占。那么,孔子读《周易》进行筮占,只能在其四十六岁之前的青壮年时期了。孔子与当时的史官等人一样,认为《周易》的性质为筮占之书,读《周易》即学习筮占,运用筮占。

其二,五十六岁以后,孔子又开始研读《周易》,发现《周易》全新价值,从卦爻辞中观出德义,创立新易学,确立“天命”观。孔子从五十一至五十六岁之间,先后作中都宰,为司寇,为大司寇,由大司寇摄行相事,可谓官运亨通。但好运也到此为止。齐国离间之计的成功,被鲁君的冷落弃用,迫使孔子开始周游列国,寻求新的政治机遇。从五十六起至六十岁的五年间,孔子辛苦奔波,先后适卫、居卫、去卫、过曹、适宋、适郑、适陈、居陈、去陈、复适卫、居卫、适晋未果、返卫、复如陈、居陈,虽受礼遇,但一直不得各国任用,可谓碰壁连连、挫折不断。孔子汲汲以求的政治抱负始终不得实现,其心情之困惑、焦虑、苦闷可想而知。政治机遇为何如此难逢,孔子迫切需要解答。筮占之书的《周易》自然又一次进入孔子视野。在不断阅读过程中,已经定型的儒家义理之“成见”很快引导孔子致思转向一新方向,而偏离《周易》筮占的传统定位。此新方向,即孔子从《周易》卦爻辞中“观”出“德义”,开辟以发挥“蓍之德”“卦之德”和“爻之义”为核心的新易学领域。

由此,孔子创立易学新形态。此新易学,一方面继承旧易学的筮占,不抛弃“占”,同时又超越筮占,追求“不占”,穷理尽性而至于命,从而形成“天命”观。该天命观认为,天赋予人两种命,一为气命,一为性命。贫富、贵贱、寿夭、穷达、顺逆的人生际遇,属于气命,为外在生命,由气数之天所决定,人只可听之任之,而不可改变;此外在气命,可以推算预知,故讲求“占”。道德生命、文化生命为性命,为人的本质生命,为内在生命,本于形而上之天,或曰天道,成于自修;此内在性命,成与不成在我,只要笃实修养,即可达成,不可测知,也不需要预知,故讲求“不占”。一个人的气命和性命,皆源于天,皆为天命。对此两层内涵的天命,人应该清楚地认知和了悟。

以这种新易学和“天命”观,孔子在气命方面,推算出自己的政治仕途已经结束,政治机遇不复存在;在性命方面,对自己的道德生命、文化生命达到新的自觉,对自己弘道的文化使命、历史使命更为清醒,更为自信。故在由陈适晋未果时,孔子坦然曰:“命也夫。”在去曹适宋之途遇桓魋欲施害时,孔子傲然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可见孔子在将近六十岁时,对“天命”已有清楚的了解、深刻的领悟,精神已经达升清明的新境界。孔子六十三岁时,问颜回为何其道不行,颜回认为:孔子是否修道、修到何种程度,是孔子是否觉悟形上天命、是否悟解内在性命、是否自我实现性命、自我性命是否圆满之事,一言以蔽之,是性命之事。孔子之道是否获得当权者认同、是否获得施行,是现实当权者各种政治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孔子之外、孔子不可掌控的外部力量,一言以蔽之,是气命之事。以孔子敏锐如烛的洞察力、精义入神的自省力以及笃实充沛的生命力,现实气命之困局,不但不能限制性命之生长,相反更能豁显形上之明德,更快达成圆满之性命。孔子对颜回的回答欣然称许,表明孔子自己已经处于“知天命”、超越气命、达成性命的生命形态和精神境界中。而孔子七十岁以后回顾生命历程所言的“五十而知天命”,更明确说明他五十六岁以后、接近六十岁时,已经通过学习《周易》应用《周易》,而“知天命”。

总之,通过出土易学文献,我们可了解孔子一生经历两个性质不同的研习《周易》阶段,由青壮年时期的学习筮占,而提升达至晚年的观其德义。

作者: 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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