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时代，儒家文化国际传播处在古今中外多学科、多视野、多语境的交汇处，在传播理念、话语构建、传播模式等方面面临新的需求与挑战。儒家文化国际传播应建立在对自身文化的自觉自信及对人类文化多元一体的理解之上，通过传播理念的共情转向、话语构建的融合转向、传播模式的生活转向，积极打造现代化、融合式的国际传播生态，开拓更扎实具体的话语对接与转换，进一步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能力。
作者简介：赵跃，文学博士，山东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语言与文化传播、国际中文教育
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相互依存、休戚与共，学科格局与国际态势不断更迭，儒家文化国际传播也面临新的需求与挑战。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在跨文化传播领域，如何跳脱具象的传统考究、固化的话语体系和自我身份的镜像制造，构建中外文化多重话语协商空间，创建具有人文理性关怀的国际传播范式，是新时代我们应着力关注的问题。面向全球交往的儒家文化国际传播应在传播理念、话语构建、传播模式上不断调整创新，实现共情式、融合式、生活化转向，构建开放、互通的传播生态，以达成“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传播效果，实现儒家文化的有效传播。
一、文化他信与文化感受：传播理念的共情化转向
“共情”是一种情感共鸣，其核心内涵是个体理解他者，并与之建立现实情感联系的能力。“共情”概念最早见于19世纪80年代，德语“einfuhlung”被用于心理学领域表达“情感移入”的状态；在20世纪，英文“empathy”被用于医疗健康领域表达在精神层面的沟通技巧。随着“共情”被引入传播学领域，共情传播被用来描述人类社会信息传播过程中共同或相似情绪、情感的形成过程以及传递和扩散过程。【1】如何用“共情”引导国际传播也成为学界的重要命题。新时代儒家文化国际传播，也应建立在对人类文化多元一体的理解之上，厘清由“文化自信”到“文化他信”“文化理解”到“文化感受”的逻辑脉络，通过共感、共情、共识建立更多交流路向。
（一）从“文化自信”到“文化他信”
儒家文化强调“和”，“和而不同”是中华文化的内在基因。中华文化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自古以来具有开放的视野和强劲的凝聚力。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生发出了特色各异的文明形态，在历史演进过程中，随着地域接触、文化同化，诸多文明形态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中华文明具有极强的包容性与生命力，不同地域、民族的文明在接触交流中不断并入其中，儒家文化也在交流互鉴中不断繁荣发展。近代中国发展面临着内忧外患，文化视野趋于保守化，逐渐丧失了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为了维护社会稳定，统治者要求社会对权威文化盲目复制，儒家文化面临着保守与固化的困境。思想的守旧导致文化缺乏内生动力，逐渐形成故步自封与自我重复的文化惰性，带来创新与认同的危机，文化他信也就无从说起。文化认同根植于民族心理，只有建立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普遍的认知共情与情感共情，才能唤醒文化自信，推动民族文化发展。
儒家文化国际传播，首先需要打破封闭的精神状态，系统协调本体性和异质性的关系，凝聚共识，重塑“文化自信”。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民族实体。【2】文化自觉需要以文化认同为前提，只有唤醒民族心理的文化认同，才能增强民族共同体的归属感，形成民族情感统一体，建立文化自信。纵观文化发展史，古代中国作为“文化共同体”，吸取了不同地域的文化特质，在各类异质文化中重构了文化平衡，凸显了轴心文明的兼容并蓄与文化自信。如同许倬云所说，“中国”并不是没有边界，只是边界不在地理，而在文化。【3】它并非将文明囿于一族一地，而是关注文明本身是否得到传播，体现了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共同体特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古代“中国”这个概念主要根据文化认同而非疆域边界。在当今时代，文化认同需要在横向上系统协调本体性与异质性的关系，充分挖掘儒家文化在不同地域的现代意蕴，形成文化超越的群体自觉，唤起民众的文化认同感与归属感。同时，文化认同还需要在纵向上系统协调传统与当代，做好经典价值与现代文明的对话，加强对儒家文化现代价值意蕴的深入挖掘，在整合重构中拓宽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议程和路径。
其次，新时代儒家文化国际传播需要建构文化相通的路径，系统协调在地性与世界性的关系，赢得“文化他信”。儒家文化要赢得世界的认同，只有文化自信是不够的，自说自话的单维传播模式容易带来“传而不达”“传而不通”的现象，形成无效传播闭环。讲好中国故事，提升中国文化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推动不同文化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是赢得普遍的文化认同与文化他信的重要条件。“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是儒家思想为人类发展提供的解决方案，也符合各国民众的基本期盼。儒家文化国际传播应秉持建构主义路径，探寻世界文化的契合点，桥接不同文化的历史与未来。中国清代学者叶燮曾说：“曰理、曰事、曰情，此三言者足以穷尽万有之变态。凡形形色色、音声状貌，举不能越乎此。”【4】以全球视野建构儒家文化国际传播话语体系，也可秉持“理、事、情”三维度，探索儒家文化对全球的价值与意义。通过共同体理念寻求协同发展，通过传播实践解决全球难题，通过共情叙事共建意义空间。在包容互惠、融合发展中构建“文化他信”，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二）从文化理解到文化感受
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不仅要描述文化现象，阐释文化意义，更重要的是要传达文化感受，传播模式要从“讲解式”“劝说式”转变到“共情式”。文化感受并不是一时的感官刺激，而是内心稳定、深刻的主观体验，它不仅关注文化背后的意义阐释，更关注受众内在的情感联结。“情感影响到人们的态度，影响到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行为”【5】，受众情感能否被唤起影响着文化传播能否取得相应的效果。情通则理通，只有满足受众情感需要和心理需要的信息，才能在底层逻辑上打动受众。人们透过文化现象理解文化内涵，又通过文化体验感知隐含的文化关系，从而获得情感的共鸣与文化的认同。这种文化认同带有自发性，具有自我认同的特征，体现以人为本的传播原则。文化感受作为文化实践的构成部分积极参与文化传播，成为民心相同的基础，共同的情感会形成情感共同体模式，进一步参与社会共同体的建构。
在儒家文化国际传播过程中，中国并非是单向输出的说服者，而是注重聆听的共情者。置身于中西交叠的语境中，语言符号的意义不对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通过对文化符号的感知，实现文化理解与认同。面对外来文化，不同文化群体都带有本土文化的预设，通过“拆解后重构”的方式对文化产生多元解读，这种解读往往是强调异质性和冲突性的，融合了热烈的期待与紧张的防御感。如同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中提出的，人们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控制话语权的意识形态。虽然打破这种思维建构的路径绝非易事，但文化感知可以将这种既有认知从相对扁平的解读中释放出来，使之做出更接近真实的文化解释。这种解释是自发自觉、多元生动的，展现文化的多样性和个体感受的差异性，体现不同文化观念与个人生活经验之间的互动。虽然个体感受会受到社会文化各方面制约，但一个个情感的交叉点会构成社会情感网络，折射出不同文化心理剧场的相互关联。没有感性因素参与的文化传播是冷冰冰的理性知识，所以，在儒家文化国际传播中重视文化理性意义的同时，强调感性因素的参与，是对理性意义的丰富和补充，也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践行。
儒家文化体验与感知不能囿于固有的文化符号，也不能偏离当代话语体系，现代化、国际化也是中国文化应有之义。情感相通，才能命运相向，从重视对文化的深度阐释，到重视不同文化受众的感受体验，是构建民心相通的前提。文化就是生活，它既反映整体人类的生活取向，又反应民族文化精神与民族心理。“中国的现代化愈是向前进展，可能就要愈多地回过头来对中国的历史传统进行再认识”【6】。蕴含文化价值观念和身份标识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作为文化的一部分都具有历史延续性和动态发展性，应该获得与时间维度平等对话的机会。在当今时代，如何赋予经典文化符号以新时代内涵，如何联通古老中国与当代中国，如何在时代背景下进行文化解构与建构，是儒家文化国际传播需要面对的问题。
二、大众话语与精准话语：话语构建的融合转向
全球化时代，价值冲突与观念博弈伴随着国际交往。在儒家文化国际传播过程中，国际话语能力的构建关系到传播内容能否有效传达。在文化上增强话语权，需要拓宽中国话语传播渠道，重视大众话语的力量和精准话语的传达，实现话语构建的融合转向。
（一）从官方话语到大众话语
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们通过网络了解世界、参与表达已成为生活常态，文明交流互鉴有了更多载体和平台。在网络时代，每个人都是行走的文化符号，个人话语在这种情况下具有了全球共享性。儒家文化国际传播要针对不同受众构建多层次话语体系，拓宽文化传播通道，塑造国家形象，传播民众声音。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世界迫切需要了解中国，中国也需要通过形象宣传在世界上展示自己。目前儒家文化国际传播，主要采用学术和官方的话语形式，通过举办国际儒学研讨会、出版儒学外译典籍、拍摄国家宣传片等推动儒家文化国际传播。如中国“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有20多种儒学研究著作以英、韩、俄、日等多语言形式在海外出版。但这些典籍多集中在哲学领域，难以与海外受众日常生活产生联结。也有海外汉学家自发对儒家经典进行翻译、解读，但难免带有个人化倾向，容易产生误读。国家形象宣传是展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方式。中国推出了《文化中国》《大国外交》等一系列国家形象宣传片，风格庄重，气势宏大，展示了大国风范。但由于官方宣传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传播行为，这些传播方式不可避免地附着一定的政治性与意识形态性。在叙事方式上，宏大叙事策略在给人以震撼的同时也会给民众以距离感，甚至带来偏差性解码而让受众产生排斥心理。在时效方面，官方宣传常处于相对滞后状态，更新慢，内容少，信息偏差大。在这种情况下，官方媒体尝试采用平民化叙事和中性化立场，将儒家文化“治国理政”的力量与平凡人日常生活叙事结合起来。如《人民日报·海外版》“众生相”栏目，通过聚焦普通人积极向上的奋斗历程，软化传播的政治边界，用弱传播与强共情的手法，构建了可亲可爱的中国形象。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虽然是一个宏大的命题，但运用微观叙事手法，分享普通人的幸福感、获得感，更容易获得国际受众的情感认同。
除此之外，各行各业的普通民众是大众话语的言说者，他们通过“自下而上”的生活化传播构建了新时代中国国家形象。儒家思想积极入世，自强不息，具有强烈的现实取向，普通民众的传播角度更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传播内容因其烟火气而更具感染力。很多短视频博主借助抖音、快手等平台展示中国民众生活与文化风俗，短时间内吸引了大批受众，在国内外获得广泛关注。与官方话语相比，民众带来的中国声音创新动力更足，话语感染力和亲和力更强，更新速度也更快。大众话语作为官方话语的丰富和补充，能将共情理念嵌入个人感知中，带给国际受众更多的新鲜感和时效感，极易产生自动扩散效应。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从人民生活角度讲好中国故事，能够为世界发展提供可以共享的公共话语，实现以儒家文化为精神家园的社会美学治理。
（二）从普遍话语到精准话语
任何传播都需要讲究对象性，不考虑传播对象的特性，用同样的标准、声音进行一视同仁的传播容易造成文化壁垒。在大数据普及的今天，儒家文化国际传播可以根据受众不同、社群不同提供有针对性的个性化服务，实现从“大众”传播的普遍话语体系到“分众”传播的精准话语体系的转变。
在互联网出现以前，传统大众传播主要是意见领袖有意识的信息分享，大多数受众处于被动接受状态。由于缺乏有效的反馈互动机制，受众被看作同质化的存在，具有普遍性和模糊性，文化传播常出现脱离大众需求的现象。随着数字化建设的飞速发展，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也转向了智慧化推广范式。科技加持使文化传播进入多模态的符号世界，社会也迈入虚实共生的“智慧社会”。在信息爆炸时代，关注受众真正需要什么比研究传播者提供什么更为重要。一直以来，“以我为主的”粗放式传播采用的“普遍话语”体系忽视受众的认知特点与规律，消解了受众个体差异，导致传受不通，传播效果大打折扣。对儒家文化国际传播来说，如何满足多样化的受众需求，培养共通的文化情感与文化共识，实现传受双赢是当下文化传播亟待解决的问题。以承认个体或群体的差异化为起点的精准传播模式，精心选择儒家文化相关话题，以人文关怀为出发点进行个体叙事，具有靶向性和针对性，可以根据受众不同维度的差异性进行科学细分，进一步提高传播的“时、效、度”，激发人们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在社交媒体时代，个体被划入一个个不同的虚拟社群中，人们通过社群互动形成对社会意义的建构和对社会文化的认同。儒家文化国际传播也应做好社会网络分析，通过构建个性化推送平台，实现精准话语体系的构建。随着社交网络的普及，个体越来越受到所处虚拟社群的影响，虚拟社群逐渐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第一通道。每个人都生活在不同的社会关系网中，而这个网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复杂、更流动。个体以社群化的方式存在，形成一个个社群共同体，社会关系的联结和社会网络的层级影响着人们获取信息的层次与质量，制约着人的认知与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儒家精准话语体系的构建就成为传播能否有效传达的关键。精准话语体系在细分受众的基础上，采用不同的传播策略，可以改变传统大众传播“受众泛化”的模式，实现文化传播的精准契合。如利用智能技术构建儒家文化个性化推送平台，根据用户的搜索记录、社交评论等信息数据，过滤用户需求，分析叙述语境，通过大数据改进传播内容与方式，实现传受双方精准对接，达到传播效果最大化。儒家文化精准话语体系，注重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互动与需求满足，它不仅是一种传播策略，更是一种有温度的文化。因人而异的精准推送，增强信息匹配度与信任度，在拉近民心距离的同时增加受众黏性。需要注意的是，话语体系并非是静止不变的，儒家文化国际传播也要根据受众不同的现实关切做出呼应，随着社会发展和社会群体的分化组合不断做出调试，保证传播内容的鲜活度与匹配度，增强传播效力。
三、审美共通与游戏娱乐：传播模式的生活化转向
在儒家文化国际传播中，如何用科学的话语、审美的态度提升传播的精准性与艺术性，关系到文化的解构与意义的传达。基于生活美学的传播模式开启了从具象到意象的传播视角，通过联结民众生活世界，联通人民日常情感，成为跨越文化边界的去政治语境的一种存在。人们既需要通过大国外交、“一带一路”、科技创新等宏大事件展现中国发展成就，也需要通过三餐四季、医疗健康、衣食住行等微小叙事展示当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毕竟，细小而具体的美好最能打动人心。
（一）从信息共享到审美共通
在基于硬件信息的“信本体”传播时代，传播是简单直接的信息共享，强调信息本身的重要性。而现在传播进入“人本体”时代，强调个体的充分发展，注重从审美共通感的视角进行信息交流，突出微小事件带给人的感动。儒家文化国际传播，需要在情景结合的意境里展示中式生活美学，剥离附着的意识形态，生成共同的审美感受。
儒家文化传播共情的建构可以在审美“共通感”的建构中达成。审美共通感是一种具有共同性的心理感受，是在具体的传统、文化、规范中形成的。有的共通感是人类共有的，具有文化的特性却又超越文化本身；有的则需要主观建构，在文化差异中提升跨文化传播的张力。如中国田园牧歌式短视频的流行，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学特性，以一种“诗意栖居”的形式凸显了中式生活的审美特质。从这个层面来说，这种“共通感”是文化建构的，离不开民族心理与社会文化。但这类视频也包含着所有都市人对宁静生活的向往，对紧张忙碌生活的厌倦，国际受众不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话语，也不懂中国儒家“礼乐相成”的生活美学，但能在这些短视频塑造的冲淡悠远、顺应自然的生活氛围中得到想象性的心灵满足，在潜移默化中领会、认同中国文化。从这个层面来说，这种“共通感”是超越文化的，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涉及跨文化的层面。儒家文化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念、四季流转的时节体系、敬畏万物的生活方式、自得其乐的生活状态都具有生活美学意味，凝聚着中华民族的生活智慧。这些生活中的儒家文化是文化自觉的表现，是人们针对自身文化做出的生活实践。几千年来，中国文化注重天、地、人的和谐统一，注重和而不同的“道”，这种兼容并蓄、和谐共处的东方智慧符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能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智慧和方案。
儒家文化反映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经验世界，通过赋予平淡生活以美学意味，增强人类幸福指数，具有人类共通价值。儒家文化国际传播不是对中华文化进行简单的域外再现，也不是为了迎合西方话语对他者文明的想象，而是要求同存异，寻找不同文化的“最大公约数”。语言与文化是一种生活化的存在，文化只有融入具身体验，和个人日常生活、情感经历相联系，才能引发情动机制，才具有民心相通的感召力。陆九渊曾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合乎情理的事更容易让人产生共情。在各种社交媒体高度发达的时代，文化交融进一步下潜到人的日常生活。各国民众利用社交媒介，对人民生活图景进行投射与建构，实现民众生活美学的交流碰撞。在这种情况下，厚重的社会现实与浪漫的诗意想象相融合，使中式生活智慧转化为中式美学意境，都市生活的人们纷纷在人与自然的互动中寻找自我。文明互鉴的关键在于东西文化的共识与认同，承认人类文明的共性和差异性，调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发展的必经之路。儒家文化国际传播要做好自身文化定位，秉持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文明交流原则，建立人类文明的共同体意识，坚持发展共通的情感，不断突破跨文化对话协商的复杂性。
（二）从严肃线性传播到娱乐游戏化传播
传统的文化传播是一种严肃的被动传受模式，多层次信息以一种线性方式被人们感知，传受双方构建的是单向交流关系。随着数字技术发展，网络媒体的数字化、普及化、日常性、交互性构建了新的经验方式与传播方式。数字游戏作为一种新型媒介，以其独特的叙事与传播能力，成为新兴传播平台。这种游戏化传播以一种娱乐社交的方式构建了传受双方的对称性交往关系，为儒学国际传播提供了新思路。
游戏化传播遵循的是文化传播的“娱乐社交”“情感投射”原理，即主张“生活化”“游戏化”，去“说教化”“符号化”，倡导的是一种多维互动的价值认同与群体建构过程。这种数字游戏通过构建一个话语和形象的文化空间，使受众置身于文化隐喻的环境中，以虚拟身份在其中领略特色各异的文化场景。在游戏产业蓬勃发展的今天，注重生活化、娱乐化、故事性、建构性的游戏传播方式为儒学国际传播开辟了更多的可能性。目前，国际社会的语言文化传播平台纷纷超越纯游戏的范畴，率先开辟文化传播的新通道。如，BBC、英特尔、牛津、剑桥等众多传媒机构、跨国公司、世界名校等都纷纷入驻Second Life、Active Worlds等平台，开启自身的虚拟平台传播。德国歌德学院在Second Life设立虚拟机构，进行文化展演、语言教学与文化交流，用户根据自身的审美情趣、知识结构选择不同活动体验路径，在不断的探索体验中嵌入更大的传播网络。科技发展使人们的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7】。在这种理念下，开发基于儒家文化的传统故事游戏，可以使受众化身其中的角色，通过交互模拟社交等社会活动，获得真实的沉浸体验。在这个过程中，游戏不但是文化传播的媒介，也构建了文化实践的场域。受众通过对角色感同身受，在游戏网络中自发形成情感共同体，并在世界范围内生成跨文化认同意象。
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化融入路径，游戏化传播强调在个性自由的前提下，进行文化价值的自我建构，生成多元文化生态。这种非强制干预性的文化传播模式基于人性洞察的转变，是媒介人性化的表征。基于游戏的儒家文化国际传播融合了游戏化认知与自然习得的理念，以更强的娱乐性和融入性成为跨文化传播的新兴模式。这种文化传播不是建构一个异文化世界，而是通过虚拟社交建构自己的世界，受众通过文化互动投射自我理想，实现各自的心理需求与满足。这种传播方式的转变也是受众身心存在方式的转变。他们通过参与互动实现了传受双方的同一。值得注意的是，智慧传播时代，传播格局和舆论生态与以往比有很大不同。在科技力量的加持下，区域间的信息壁垒进一步被打破，各种智慧学习平台、智慧服务平台的推出，借助科技手段拓宽了叙事与传播空间。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利用信息技术进一步加强话语垄断，信息爆炸也使受众注意力进一步被分散。在这种情况下，数据获取与分析能力、舆情监控与引导能力更加重要。如何提高跨文化传播素养，如何防止科技发展不均衡带来的传播信息不公平现象，如何在国际传播竞争中掌握话语权，重构传播生态，都是时代赋予我们的新课题。
结语
高度媒介化的社会给文化传承与传播带来了机遇与挑战，在社会大变革时代，中国声音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呼应，儒家文化国际传播也需要不断做出调整与创新。在受众注意力成为稀缺资源的当下，跨文化传播只有满足受众心理期待才能推动文化价值观的融合和行为认同。在全球化背景下，儒家文化国际传播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突出其温度感与人文关怀，以一种温和的文化交往、价值共建的方式，推动语言文化的多维互动和意义拓展。面对新的传播环境，我们需要在传播理念、话语构建、传播模式等方面不断探索，提升儒家文化跨文化传播能力，走出一条文化互动、文明互鉴的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之路。
注释
1赵建国：《论共情传播》，《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1年第6期。
2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1页。
3 许倬云：《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4页。
4 （清）叶燮著，霍松林校注：《原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23页。
5 [法]多米尼克·莫伊西：《情感地缘政治学：恐惧、羞辱与希望的文化如何重塑我们的世界》，姚芸竹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25页。 6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78页。 7[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1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