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儒家经典是中国最古老、影响最深远的文献，是中华文化的根、魂、源。儒家经典以其丰富的内涵和精粹的内容，成为中华核心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的主要载体，是我们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依据。在长期的教育和教化活动中，经典涵养了中华民族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许多主张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具有高度契合性，至今仍具有超时代、超地域的实践价值。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第二个结合”），自然应当从经典入手，对经典中的“天下为公、讲信修睦、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等观念，进行深入阐释和现代发扬，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更加中国化，也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现代化。
中国传统学术都要关注和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儒家经学是典型代表。儒家经典是中华文化中最具根源性、典范性、权威性和永恒价值的文献，可以帮助我们对很多现实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和系统解答。儒家经典虽然在2 500年前就已经产生，但是他们所承载的精神文化、历史价值是不会过时的。因为经典是经过历史淘汰优胜出来被证明是“最有价值”“最具影响”的典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最精粹”的作品。他们不仅曾经照亮历史的星空，也将点燃民族的未来。
一、经典是中华文化的根、魂、源
《文心雕龙·宗经》篇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 【1】 “经”就是“常道”，是永恒不变的大道，是永远不过时、不会被修改的宏大教化。《隋书·经籍志》更说：“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学之者将殖焉，不学者将落焉。大业崇之，则成钦明之德；匹夫克念，则有王公之重。其王者之所以树风声，流显号，美教化，移风俗，何莫由乎斯道。”【2】经典揭示了神秘灵验的妙道、圣贤的智慧和功能，是用来呈现天地自然规律、阴阳变化法则，端正人类法纪纲常，弘扬道德伦理的。有机会，将其中的仁爱情怀发扬出来就能造福天下；没有机会，用来修身就能使自己变得更好。学习经典将会不断增益自己，不学习它就会日益枯竭衰落。主持大事业的人推崇经典，就会成就世代传诵的功德；匹夫时时留意经典，就会受到王公一般的尊重。王者建立好的风尚，流传赫赫英名，提倡优美教化，移风易俗，没有不经由经典教育这条道路的。一句话，经典是记载宇宙法则、人类真理，开启智慧之门，认识天地人物，成就个人德业，美化社会风俗的根本保证，是中华文化的根、魂、源。
首先，经典记载了中华民族2 500年前的历史变迁、政治兴替、军事胜负、经济盛衰、文化晦明等过往，是我们探寻中华上古历史和文明的“根脉” 所在。《庄子》说：“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3】，是“旧法世传之史”，“《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4】。清儒章学诚也说“六经皆史”，是“先王之政典”【5】。中华上古的历史进程和文明状态都是靠“六经”记录下来的，因此，无论是汉代司马迁修《史记》，还是今天我们要研究中华上古各方面的历史，经典都成了必须首先引证、考述的对象。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提出理论创新的“根脉”和“魂脉”问题，魂脉当然是马克思主义，坚守“根脉”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守“根脉”就是“不忘本来”，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扎根越深树干越粗壮、花果越繁茂。比如，几乎我们每个姓氏都可追溯到黄帝之裔；我们文、史、哲研究遇到寻根溯源问题，都需到经典中找原始依据；遇到语词则要从“十三经”和《说文解字》中找例证，这就是“不忘本来”和寻根理脉。如果只从后世文献引证，那就是学无根柢。康有为、梁启超影响很大，但是章太炎并不认可他们，他在给廖平写的墓志铭中说“君学有根柢”【6】，不像某些末学肤受、拾人牙慧者，就因为他们没有解经、缺乏根柢。我们当然不赞成“书不读六朝以下”的古板说法，因为研究中古以下的历史文化，这些典籍还是要读的；但是，如果只引唐宋以后的文献，甚至言必称某子、某家，不追本溯源，这又缺少根柢。讲上古史，讲礼乐制度、文章尔雅、观念发轫、思想渊源，必须从上古出发，回归经典。
其次，经典记载了“天道、阴阳、礼乐”等三代信仰，这些观念后来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孔子在总结夏、商、周三代文化异同时说：“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 “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7】夏、商、周三代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和政治重心，夏人重视天命（自然法则），殷人重视鬼神（逝去的祖先，实质上是阴阳），周人重视礼乐（文明秩序），分别告诉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现在该怎么办，从而解决了终极关怀、临终关怀和现实关怀问题。后来《荀子·礼论》篇也说：“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8】这就形成了“天地君亲师”这一中国人的共同信仰。《周易》有“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吉凶—大业”和“天地、日月、四时、鬼神（阴阳）”等宇宙观；《论语》《中庸》记载了“仁、智、勇”等君子人格，完成了中国人理想人格的塑造；《孟子》还有“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伦理守则和道德修养；《周易》有“天下和平”，《礼记·礼运》有“大同”“小康”等天下观；《孟子》有“民贵君轻”，《古文尚书》有“民为邦本”的政治观念；《周易》有“中正”，《论语》《中庸》有“中庸”“中和”及“和而不同”等处事原则；《大学》有“格物致知”，《论语》有“学以致其道”“学而时习之”等认知方法。可见，儒家经典分别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为我们构建了探索宇宙、认识世界、平治天下、治理社会、修养自身的观念、方法和精神标杆，铸就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精神和灵魂信仰。
最后，经典还是中华教化之源。经典中记载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时期的庠、序、学、校、成均、瞽宗、太学等教育机构，还记载了三老、五更、师儒、乐正等传道授业之职，特别是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9】，自后“六经”教育便成了中华民族重温历史、传承文明、开启智慧、造就人才的主要凭据。经典深深地影响着其后中国2 500年的历史特征及基本走向，是“六艺”或“十三经”教学开启了中华民族注重教育、崇尚文明的“治教并重”的源头。这就形成后世中国士大夫写文章要“引经据典”，讲修养要“知书达礼”，治理国家要“文明礼顺”，科举考试有“明经”“进士”，对话辩论有“子曰诗云”等共同推崇和遵循的雅尚追求。宋代有人在蜀道驿馆壁上题写：“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此话正是就此而言的，因而得到朱熹的大力赞赏，我们现在也还深表认同。如果没有孔子删定“六经”并用来教学，中华上下五千年文明就不会得到如此连续的传承，中华文化也就会黯淡无光。
儒家经典作为中华文化的根、魂、源，尤其是作为中华教化之源，事关中华文明的延续、创新和中华文化的统一、和平，特别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首先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最根本、最源泉、最精微、最关键的内容相结合，儒家经典自然首膺其选。
二、经典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
从现实需要来看，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必须知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具体内容有哪些，而且“身”在何处。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问题，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特别设定“主要内容”一节，包括“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核心思想理念”，“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中华传统美德”，以及“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处世方法，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教化思想，形神兼备、情景交融的美学追求，俭约自守、中和泰和的生活理念”等“中华人文精神”。【10】该文件在描述这些主要内容时，使用了40多个成语、熟语、习语、概念，大多数出自儒家经典文献。具体来讲，见于《周易》的有8个，见于《论语》的有16个，见于《左传》《国语》的有6个，见于《礼记》的有4个，其他见于《老子》《管子》《庄子》《孟子》《汉书》《周书》（或《宋史》）以及后贤张载、岳飞、顾炎武（或梁启超）、郑观应（或孙中山）等各一两个。可见，中华核心思想理念、传统美德、人文精神，主要见于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无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和集中体现。
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真正结合，必须解决形上与形下、哲学与社会、理论与实践等问题，必须与中华民族固有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和道德观进行有机结合。对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11】这就具体指明了中华民族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和道德观，就是以“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为代表的优秀理念。
对儒家经典稍有修养的人都会知道，这十个词语也同样载于儒家经典。如“天下为公”出自《礼记·礼运》,“民为邦本”出自《尚书·五子之歌》,“为政以德”出自《论语·为政》, “革故鼎新”出自《周易·杂卦传》, “任人唯贤” 出自 《尚书·咸有一德》, “天人合一” 出自张载《正蒙·乾称》对《周易》的阐释， “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出自《周易》中《乾》《坤》二卦《大象传》,“讲信修睦”见于《礼记·礼运》,“亲仁善邻”见于《左传·隐公六年》。
大致而言，“天人合一” “革故鼎新”属于宇宙观，是关于我们所处空间、时间及其规律的认识，具有终极关怀、形而上学的价值；“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亲仁善邻”是天下观，是关于我们所处时代、群体及其规则的认识，具有形而下学、现实关怀的价值；“为政以德”“任人唯贤”是社会观，是关于我们所处社会及其管理的认识，具有安邦治国、兼善天下的价值；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属于道德观，是关于我们自身修养提高、个性圆满的问题，具有个人层面、成德成业的价值。这些理念涉及哲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多个方面、多重知识和多个学科， “第二个结合”当然要关注这些话题、解决好这些问题。
三、经典是“第二个结合”的重要资源
中国共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更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而创新“中国道路”的探索者。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新了“农村包围城市”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和模式，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经济建设实际相结合，创新性提出“以先富带动后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取得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新时代中央领导集体又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而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伟大中国梦。
2018年5月4日，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12】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又于《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两个结合”的概念，强调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3】。2022年，中国共产党人正式将“两个结合”写入党的二十大报告中。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于《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更明确指出：“‘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结合’不是硬凑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比如，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社会追求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相通，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与人民至上的政治观念相融，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的担当与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相合。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把握人的本质，中华文化也把人安放在家国天下之中，都反对把人看作孤立的个体。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14】这篇重要讲话从理论和实践等方面，系统阐释了“第二个结合”的具体内容和总体要求。
从历史上看，儒家文化是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荀、扬、韩、周、张、程、朱、王等人的学说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则是从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19世纪法国及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等西方文化背景中发展创新而来的，但是人民本位的政治学和文明理性的历史观却是相同的，因而存在彼此契合、互相结合的可能。“彼此契合”就是两者相似、相通或相同，但又不是完全照搬或生搬硬套。郭沫若在《马克思进文庙》一文中曾经揭示，马克思注重现实、注重民生，儒家也注重“利用、厚生”；马克思以人民为本位，儒家也奉行“民本”原则；马克思提倡共产主义，儒家也提倡“天下大同”。推而广之，马克思的“社会革命”学说，也与儒家“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致；马克思提倡辩证唯物主义，儒家提倡“中庸”“无过无不及”“无可无不可”“时中”等等，两者亦有可通之处。西方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那么彻底、持久”，原因就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有很多契合之处。两者“殊途同归，百虑一致”，都有一个让人民共同幸福的伟大目标。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揭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契合所在，也指出了“第二个结合”的具体着力点，即“天下为公、讲信修睦、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自强不息”，这也是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被定义为中华民族共有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和道德观”的词语。如上所考，这些词语分别见于《周易》《尚书》《礼记》《论语》等儒家经典。由是可见，中华民族“四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处，都载于儒家经典；这些精神实质都已经化为中华精神，铸为民族共识，引领民族未来，具有历史性、现实性、普遍性和永恒性。培育中华民族“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和道德观”的主要力量，源于儒家经典的涵育和陶冶。
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如唯物辩证法、群众史观，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现代阐释，使其具有鲜活的现实价值；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更加具有中国性、民族性和本土性。这是“第二个结合”的重要任务。也就是说，要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出现代形态，使马克思主义这一外来文化变成适合中国的本土文化。比如“民为邦本”和“为政以德”，要求各种制度建设和法令建设建立在为人民谋幸福、为执政者定规矩的基础上，为民众谋其利，为天下去其害，这就足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找到更多的知音，扎牢更深厚的根基。
关于“人民本位”，当年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就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15】后来他又在《论联合政府》中再次强调：“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16】自后“为人民服务”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成了党和政府的崇高信念和响亮口号，并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新时代， “人民本位”也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义：“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17】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既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一贯宗旨，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要义。在儒家经典中，也不缺乏重民、亲民和裕民等思想。如《尚书·泰誓》:“虽有周亲，不如仁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18】统治者据为执政合法性的“天命”“天听”“天视”，都源于人民。《左传·桓公六年》载随季梁说：“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又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19】将人民的利益摆在首位就是有道之君。“忠于民”，应该是“忠于人民”的最早出处。“民为神主”，应该是“民主”的中国表达。《左传·襄公十四年》又载晋师旷之言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天之爱民也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纵其欲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也！”【20】天生万民而立君以管理民众，不使他们失去天性。这应该是黄宗羲“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早期版本。《左传·文公十三年》 又载郑文公之言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21】先民后君，民贵君轻，与民同乐，“民”是一切政策、利益的出发点。
《荀子·哀公》篇引孔子回答鲁哀公问“居安思危”说：“且丘闻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将焉而不至矣？”【22】《荀子·王制》篇又有：“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23】《荀子·大略》篇又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故古者列地建国，非以贵诸侯而已；列官职，差爵禄，非以尊大夫而已。”【24】无论是立诸侯或是任官职，都不是为了尊贵他们的爵禄，而是要在此职位上的人推行养民爱民政策。在儒家经典中，人民不仅是利益主体、为政基础，还是天地之心、正义准则、权力主人。“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而是要还权于民，让利于民，考绩于君，责成于官，这才是真真正正、完完全全的“民本”主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最成功的成果。现在的任务是要不断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拉近领导与群众的距离，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民生问题。所以，以人民为本位，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关于“为政以德”，也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考虑的问题，也是在现阶段传承发展传统治理思想最为迫切的需要。在革命年代，为了打倒统治阶级、剥削阶级和一切反动派，必须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因此我们走的是暴力革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路，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容不得我们半点心慈手软，更容不得温文尔雅。故而毛泽东同志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25】这是当时形势的需要，也是被反动派逼迫出来的。在改革开放初期，甚至在共和国建设初期，我们要与国际、国内各种人谋合作、打交道，也存在斗智斗勇、尔虞我诈等现象。要在体制内搞改革，前无古人，外无借鉴，所以不得不在实践中学习、总结、推广、提高，也难免遇上“发展中的烦恼”，出现道德滑坡、诚信缺失、家庭不稳、社会撕裂、是非颠倒、价值观紊乱等现象，在官场也会出现贪污腐败、滥权乱政等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引起高度重视，长期放任“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26】等现象发展，就会出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27】的严重后果。
有道是“诗书传家久，忠孝继世长”，只有注重经典传诵、文化传承、道德修养，才会“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28】，赢得“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甚至“天下和平，灾害不生”【29】等最佳效果。因此，要传承和发展中华传统美德，提高人们的德性修养，增强个人素质，凝聚向善向上的力量，使人做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真正做到自觉自律、君子慎独。于是，儒家提倡的“克明俊德”（《尚书》)、“在明明德”（《大学》）和“进德修业”“崇德广业”“盛德大业”（《周易》）等德教主张，就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了。
中国自孔子以来流行的“经学”正是随着时代变迁，对经典文本进行不断阐释创新，尤其是思想性阐释，从而实现为现实服务、对历史负责、给文化添彩的目标的。我们通过对儒家经典中重德言论的归纳和提炼，可以为当代中国人“尊道德，重道德，讲道德，守道德”的实践服务。如用“孝悌忠恕勤”提升个人品德，以“温良恭俭让”改善家庭美德，以“恭宽信敏惠”提升职业道德，用“仁义礼智信”培育社会公德，用“天道命性情”协调天地大德。这样实行，就可以将儒家的传统美德与我们个人私德、社会公德和天地大德的修炼结合起来，使整个社会各个方面的道德修养都得到改善，以促进我们身心健康、家庭美满、事业成功、社会和谐和生态文明，使“沛然德教，行于四海”的理想在现代社会得以实现。人人讲道德，个个守道德，上下都有德，彼此敬道德，从而真正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当代理想。
此外，《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还指出：“‘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第二个结合’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结合’本身就是创新，同时又开启了广阔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空间。‘第二个结合’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更重要的是， ‘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30】梁启超在总结有清一代学术走向时曾经指出，清儒第一代学术人物力求回归到程朱理学，对于阳明心学是一次解放。后来乾嘉考据学主张回到东汉古文经学，又超越宋明理学实现新的解放。后来常州学派今文经学兴起，主张回归西汉，这对于东汉古文经学又是一次解放。到了晚清、民国，廖平、蒙文通等人又主张回到古史时代、先秦时期，推翻汉代经学以来的一切条条框框，又是一次彻底的解放。
还要深刻认识到，“‘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30】。20世纪末，李学勤先生领衔主持“夏商周断代工程”，走出疑古时代，确立了夏商周的信史地位，使学术回到夏商周，这又是一次解放。21世纪初，又进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通过大面积考古，将中华文化的历史往前追溯，确定“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真实性，确立中华文明的自主与交流融合发展的主体性，这无疑又是一种创新。“第二个结合”要结合到中华文明的本体性上来，这才是结合的最终目的。从五四运动后主张“全盘西化”，到改革开放后大量引进外来文化，我们还需要对引进的外来文化进行鉴别、吸收、消化、转化，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
要有效实现“第二个结合”，其中的关键问题是“思想解放”和“主客关系”。思想解放，含义至广，作用至大，实质是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及其经典的态度进行大转弯、大变通、大改观、大移位。要变无用为有用，转落后为先进，改绝裂为传承，化腐朽为神奇。“主客关系”，是要处理好文化上的古今中西、主客体用、根脉魂脉之间的关系。李学勤先生曾经说过，中华文化的主体是儒学，儒学的主干是经学，经学的基础是经典。在当下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便是要不忘本来、借鉴外来、面向未来。其路径是：以经为根，以史为干，以诸子百家、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为花果，厚植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基。
大致而言，我们首先要将上引中央文件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所重点揭示的载于经典的中华核心思想理念、传统美德、人文精神和中华民族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等内容，进行深入阐释和大力弘扬，同时要对儒家经典中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契合、相印证、相补充的内涵进行最大限度的挖掘，还要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吸取历代经学的成功经验，对儒家经典从体系构建到文本阐释，进行更深入更广泛的研究和传承、弘扬，从而构建起经典新释、圣心相映的新经学大厦，以达到返本开新、经世致用的效果。
四、结 语
儒家经典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是中华五千多年文明传承发展的根脉，是中华民族化民成俗的力量源泉，是中华文化信仰的灵魂所系。经典以其丰富的内涵，成为中华核心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是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主要依据。经由经典培育出来的中华民族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具有高度的契合性，是“第二个结合”的重要资源，特别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民为邦本”“为政以德”“和而不同”“天下和平”等观念，更是在治国理政中首当讲求的。中华文化因经典而美，“第二个结合”也缺经典不行。经典普及，势在必行；经典新释，刻不容缓！
注释
1郭庆藩：《庄子集释·天运》，中华书局，1961年，第532页。
2郭庆藩：《庄子集释·天下》，中华书局，1961年，第1 067页。
3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易教上》，中华书局，1985年，第1页。
4章太炎：《清故龙安府学教授廖君墓志铭》,《制言》1935年第1期。
5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表记》,《十三经注疏》 （清嘉庆刊本），中华书局，2009年，第3 563—3 564页。
6王先谦：《荀子集解·礼论》，中华书局，1998年，第349页。
7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第1 938页。
8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2017-01-25,https://www.gov.cn/zhengce/2017-01/25/content_5163472.htm，访问日期：2024-03-14。
9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8页。
10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5日，第2版。
1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10页。 12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13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毛泽东选集》 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 004页。
14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 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 039页。
15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9页。
16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泰誓》,《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刻本，中华书局，2009年，第385页。
17杜预注、孔颖达疏：《左传正义·桓公六年》,《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刻本，中华书局，2009年，第3 799页。 18杜预注、孔颖达疏：《左传正义·襄公十四年》,《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刻本，中华书局，2009年，第4 250—4 251页。
19杜预注、孔颖达疏：《左传正义·文公十三年》,《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刻本，中华书局，2009年，第4 022页。
20王先谦：《荀子集解·哀公》，中华书局，1998年，第544页。
21王先谦：《荀子集解·王志》，中华书局，1998年，第152—153页。
22王先谦：《荀子集解·大略》，中华书局，1998年，第504页。
23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7页。
24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述而》,《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刻本，中华书局，2009年，第5 390页。
25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卫灵公》,《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刻本，中华书局，2009年，第5 471页。
26唐玄宗注、 邢昺疏：《孝经注疏·诸侯章》,《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刻本，中华书局，2009年，第5 537页。
27唐玄宗注、 邢昺疏：《孝经注疏·孝治章》,《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刻本，中华书局，2009年，第5 549页。
28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29 刘勰著、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增订文心雕龙校注》，中华书局，2012年，第26页。
30 魏徵、令狐德棻：《隋书·经籍志》，中华书局，1973年，第903页。
（作者系海南大学人文学院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