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口述成史，别辟蹊径。2023年，尼山世界儒学中心（中国孔子基金会秘书处）推出“尼山文库·儒学学者口述史”项目，积极探求儒学学者个人的思想学术如何与社会变迁相交融、与时代发展相并行，以建立独具特色的儒学研究口述史文献库。2023年9月6日，“尼山文库·儒学学者口述史”项目组赴广东，在中山大学李宗桂、杨海文二位教授的陪同与协助下，对著名学者、中山大学教授、中国孔子基金会原理事、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学术委员会顾问李锦全先生进行了专访。97岁的李锦全先生精神矍铄，思路清晰，在家中接受了采访，就相关文化问题发表了高见。本刊特先刊出，以飨读者。
李锦全先生接受采访
常樯：李先生，您好！久仰啦！我们是尼山世界儒学中心（中国孔子基金会秘书处）文献期刊部的工作人员，从孔孟之乡而来，今天到贵府专门拜访您，并向您请教几个问题。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您担任中国孔子基金会的理事和学术委员，多次参加由中国孔子基金会主办的学术活动。首先，想请您谈谈对孔子基金会的印象。
李锦全：欢迎从孔夫子家乡来的客人！我以前参加过你们的学术会议，和孔子基金会原会长匡亚明先生、《孔子研究》原主编辛冠洁先生等都很熟悉。改革开放以后的1984年9月，孔子基金会在曲阜成立，谷牧同志亲自担任名誉会长，他亲自抓孔子基金会的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在国内外都有很大的影响力。20世纪80年代，孔子基金会参与主办了三场大型的国际儒学学术讨论会，对研究孔子、研究儒学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三次会议分别是：1987年8月，孔子基金会与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在曲阜联合举办的第一次儒学国际学术讨论会；1988年10月，孔子基金会与联邦德国阿登纳基金会在波恩联合举办的第二次儒学国际学术讨论会；1989年10月，孔子基金会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北京、曲阜联合举办的纪念孔子诞辰254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那时刚刚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还接见了参加这次会议的部分学者。当时，几乎全世界研究孔子和儒学的权威学者都参加了这几次学术会议。你们办的刊物《孔子研究》，也是我们的一个重要阵地和精神家园，许多专家学者的成名作或代表作，都是发表在这个上面的。我在上面就发表过好几篇文章。1996年，孔子基金会由北京迁回到山东，此后我就很少参与你们的活动了。
常樯：您把自己的哲学观总结为“矛盾融合、承传创新”，认为这两个词也是中国哲学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特点。为什么要用这两个词？
李锦全：关于中国传统哲学发展的特点，我用“矛盾融合”与“承传创新”八个字来加以概括，这可能是我研究中国哲学的理解和体会。我认为中国哲学的特点，从先秦各家学派开始，多是带有矛盾的两重性。由于中国传统并不单纯重视研究自然观问题，所探讨的多属有关政治、伦理方面的人生哲学。即使谈到天人关系，也往往是借天意说明人意。如各家较普遍使用“道”这个范畴，是唯心论还是唯物论也难以判断。我主张要按照各家思想的特点对学术界看法多有分歧的问题进行探讨。
先秦诸子在学术思想上的百家争鸣，构成了中国哲学思想史上的黄金时代，各家在争鸣中尽管相互批评，甚至互相攻击，但是相互间亦并非没有相通之处，这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矛盾融合论。
从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到汉晋隋唐逐渐形成的儒释道三家并立，各家各派思想的矛盾互补，构成中国哲学、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这里一方面有它的时代性，即随着历史的发展，各个时期形成中国哲学和思想文化的时代特点；另一方面也有它的民族性，即逐步形成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不同于西方亦不同于印度的中国特有的文明。
在各家各派思想的交互融合中，亦有个由浅入深的问题。宋代以前，儒、道、法等各派思想的交融基本是表面性的。道生法，儒表法里，道本儒末，所讲多是派生或互补的关系，且多就政治层面立论，未到哲学思想的深处。至于佛教儒学化，将“五戒”与“五常”简单比附，亦未能进入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层。宋明时期，理学吸收佛、道哲学的思辨性因素，使儒学走上哲理化的途径，这样才真正将三家思想加以融合，在承传传统思想文化的基础上，做出某种程度的创新。
关于中国哲学的承传创新问题，近年来学术界争论不断。比如中国历史上有没有或何时出现了启蒙思想。有学者认为，中国的近代启蒙最早可上推到十六七世纪之间，有的认为当在鸦片战争前后，也有的认为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启蒙的开端，还有的将之下移到“五四”运动。对中国近代启蒙的时间界定关系到中国哲学和传统思想文化如何向近代转型与实现现代化的问题。梁启超所著《清代学术概论》就将中国近代启蒙上溯到了明末清初，此书原是为蒋方震《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一书作的序，后因篇幅过长而独立成书，书中提出“清代思潮”是“以复古为解放”，并与欧洲文艺复兴相比。他将清代思想分为四期，启蒙期代表人物就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等人，与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收入的人物相类似。梁氏特别称赞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谓“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之思潮之本质绝相类”。
李锦全先生为尼山世界儒学中心手书赠言
中国早期启蒙思想能否与西方相比？作为西方启蒙运动前奏的早期意大利文艺复兴，正是打着复古的旗号开路的。从形式上看，欧洲文艺复兴是复希腊、罗马之古，而实质上却是创资本主义之新。至于中国的儒学能否创新，唐君毅等人1958年发表的《中国文化与世界》这一长篇论文对此持肯定态度，他们认为，儒家在“道德上之天下为公、人格平等之思想，必然当发展至民主制度之肯定”，就是说，“从中国历史文化之重道德主体之树立，即必当发展为政治上之民主制度”。这就是现代新儒家提倡的“返本开新”之论。这种观点其实是儒家从内圣开出外王思想的发挥。树立道德主体是“本”，开出民主制度是“新”，实质上是以道德文化决定论作为理论依据。这个问题后来曾导致林毓生与李明辉的辩难，现在看来仍可以继续讨论。
王文英：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6月2日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我们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可避免要面对如何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您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该如何参与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过程之中？
李锦全：当前，我们正在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而努力，那么，如何对待传统文化，这是不能回避的问题。关于如何对待传统思想文化，我们本来已提出了批判继承的方针，即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吸取其民族性的精华，这就是古为今用。但这个方针如何贯彻，多年来并未得到很好的解决。
如何区分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我认为关键是要正确分析思想矛盾的两重性所带来的社会效应。比如说儒家的亲亲和尊尊思想，就会带来不同的社会效应。当处理人际关系时，尊老爱幼、和睦亲朋邻里、守望相助、疾病相扶这类由亲亲、尊尊生发出的传统美德，就应加以继承；对领导与被领导、上级与下级的关系，则要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化用“尊尊”，以克服由亲亲、尊尊滋生出的为亲者讳、为尊者讳等负面效应，这样才有助于稳定社会秩序，维持安定团结的局面。也就是说，儒家的亲亲、尊尊思想容易滋长官僚主义、特权思想、家长作风等，这种现象最为群众所非议，就应该进行批判。而儒家对道德人格的高标准要求，如正己正人、以身作则、见利思义、先忧后乐等思想准则和立身处世之道，以及不欺暗室的慎独工夫，这是儒学中的精华和优良传统，就应该加以发扬；但对过去称之为伪君子、假道学，今天称之为两面派，就要加以揭露和批判。
据此，我认为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思想观点，其所包含的两重性对当前社会可以产生不同的影响，关键是“古为今用”时这个“用”字。如上面所说的尊老爱幼，如何应用这个“爱”字就大有文章。有的人严格教育子女，培养下一代成为“四有”新人；而有些人则偏于溺爱，甚至以权谋私，利用自己的权势为子女营造安乐窝，这种现象在当前社会上是不少见的。又如“和为贵”思想，有的人用之可以在工作中搞好人际关系，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有的人却在工作中不讲原则，随风倒，和稀泥，这种“乡愿”式的人物连孔、孟也是不赞成的。由此可见，由于取向不同，“用”的效果就不一样。
总之，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自身包含矛盾的两重性，对当前社会可以产生正面或负面的效应。我认为，我们应该运用历史辩证法，坚持批判性继承原则，在承传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使之能够适应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
常樯：儒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或缺。如果请您对“儒学”下一个定义，您会怎么描述？
李锦全：中国儒家思想有个特点，从孔、孟开始，就以道德伦理作为核心，虽然也讲天人关系，但目的在解决人生问题，对世界本原、发展观、认识论等方面并无系统论述。儒家思想的哲理化，要有一个提高的过程。
孔子是中国古代的文化名人，至今仍在世界上享有崇高声誉。他开创的儒家学说，对人类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有学者用近代西方哲学的标准来衡量，认为他的思想中没有多少哲学性。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史讲演录》中曾谈到孔子，他一方面说：“关于中国哲学首先要注意的是在基督降生五百年前的孔子的教训。孔子的教训在莱布尼兹的时代曾轰动一时。它是一种道德哲学。”另一方面又说：“我们看到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谈话（按即《论语》——译者），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他评价孟子说：“他的著作的内容也是道德性的。”由此联系到中国哲学，黑格尔认为：“在理论方面乃是感性对象的外在联结；那是没有（逻辑的、必然的）秩序的，也没有根本的直观在内的。再进一步的具体者就是道德。”“但这类的具体者本身并不是哲学性的。”上引黑格尔对儒家孔、孟思想的评价，我认为是带有一些偏见的，也许他还不大了解东方哲学文化的特点。不过儒家传统哲学思辨性不显著，这也是事实。孔、孟之后的荀子，虽然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光辉命题，使人们摆脱天命论的羁络，但对儒家思辨哲学的提高并无多少帮助。荀子的天道观比较简单，只是想还自然界以本来面目。
到了汉代，被称为“群儒首”的董仲舒，将儒学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阶段。《汉书》评价董仲舒，称他“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他与先秦儒者不同的地方，是建构了一套以天人感应为轴心、以阴阳五行为框架的神学化理论体系。他应用“人副天数”“同类相动”等一系列比附方法，使天人彼此相通，再经过阴阳消长、五行生胜以及四时、五方的交错搭配，形成一个动态的平衡系统，从而使宇宙生成、万物发生这一自然现象拟人化，看作是“天”有意识、有目的的安排；并把自然灾异用作谴告手段来沟通天人，即用天意来支配人事。自是，宗法等级名分和纲常伦理秩序，都被认为是“天意”的表达。这样，“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天上的神权和地上的皇权紧密相通。正如董仲舒所说：“事应顺于名，名应顺于天，天人之际，合而为一。”
《历代帝王圣贤名臣大儒遗像》之董仲舒像
总体来说，以政治道德伦理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从先秦孔孟的人学，汉代董仲舒的神学，到宋明时期的程朱理学，在思辨性和哲理化的提高方面，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进程。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朱子学后来传播到日本、朝鲜一带，至今仍有相当大的影响。在儒家思想哲理化的进程中，他付出了不懈的努力，使儒学的理论思辨水平得到提高，对此我们要给以应有的历史评价。
常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也提出要与世界不同文明进行沟通对话，要大力推动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现在我们在文化观上也已基本确立了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态度。您如何看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接轨的问题？
李锦全：我认为文化具有民族性，与承认有中国本位文化，吸取外来先进文化并不矛盾。本位文化是根，吸取外来先进文化是增加营养，不过这也有个选择问题，如西方的民主和人权观念，由于国情不同，民族文化的背景不同，有的东方国家就表示不能接受西方的观念，这不能说是和全球的所谓主流文化唱反调。
中国传统怎样和现代社会接轨，过去的提法有“古为今用”“批判继承”“弃其糟粕，取其精华”等，但都说得比较抽象，如何操作可能理解不同。我认为关键还是个“用”字，通过实践检验其效果。如中国传统价值观讲义利关系，孔子讲“见利思义”，墨子讲“交相利”，董仲舒说“正其谊不谋其利”，陈亮讲“义利双行”。总体来说，陈亮的观点是可以和现代社会接轨的，因为有成功的经验可以作证。如被称为“日本企业之父”的涩泽荣一提出“道德与经济合一”（即《论语》和算盘一致）的思想，并以此作为其企业文化的核心。他一生创立了500多家近代企业，并取得成功。涩泽所讲的“道德与经济合一”，其实就是吸取我国传统价值观“义利双行”的精神，这是我国民族文化能够与现代社会接轨的例证，也说明东方文化同样可以走向现代化。
《论语与算盘》书影
与古代农业文明比较，现代工业文明在科学技术方面有显著进步，但人类的道德观念一脉相承，很多过去的道德观念依然可以应用于现代社会。如过去的小商店，主张“货真价实，童叟无欺”“诚招天下客”。曾宪梓说勤、俭、诚、信四个字，是他办金利来的指导思想。杨钊也说，他事业成功的经验是“信、勤、智慧”，他认为要解决人类的精神问题，还是要靠东方的智慧，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东方智慧的结晶。他热切地期待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向世界贡献出一种涵盖东方文化神韵的物质与精神相一致的中国现代化。杨钊是位香港的企业家，他把东方智慧和西方先进技术有机地结合起来管理现代企业，并且获得成功。上述这些做法对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接轨问题是有启示意义的。
常樯：有人认为，中华文化特别是中华传统文化是前现代性的，在当今世界，西方文化才是世界文化的主流，也是中国融入世界所必须要依靠、要引进的文化。他们的文化观，或隐或现，在本质上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您如何看待这个观点？
李锦全：当前，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世界走向，学术界有两种相反的观点，我认为都带有片面性。一种观点认为：把自有人类起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为止的历史看成一体多元化的历史，而把以后的历史看成多元一体化的历史。所以中国参加文化多元主义以至东方主义“大合唱”，是故意与全人类的（也就是全球的）主流文化（市场经济、民主、法治）唱反调，因而有阻碍中国现代化的危险。类似的观点也是反对东方主义的提法，认为东方主义或文化殖民主义等话题与民族情结有密切关系，其反动性将远大于进步性，或者说其落后作用远大于其文明作用。原因就在于，它可能会重演以民族化压现代化的悲剧。因此，东方国家乃至所有非西方国家要想发展自己，走向世界，首先就得承认西方描绘的图式，承认自己的前现代性，从而改造自己，以便融入世界的现代化进程。
《李锦全文集》书影
这种观点认为世界文化已进入一体化时代。只有接纳并采用西方主流文化，才可以实现现代化。而讲文化多元则被看成是民族主义情绪化的表现。要东方乃至所有非西方国家承认自己的前现代性，若要现代化，融入世界，就要走西方化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反对东方主义，实质上就是宣扬西方（欧洲）文化中心主义，用西方化代替全球化。
常樯：与上面这个观点相反，学界还有一种声音，就是如季羡林先生生前所言，21世纪将是东方文化的世纪。现在来看，随着中国人文化自觉性和文化自信心的增强，越来越多的人都信奉这个观点。您又如何评价这个观点？
李锦全：这也是我要说的另外一种观点，就是认为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理由是西方的物质文明、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了对自然的破坏、对生态平衡的破坏，现代性弊端逐渐凸显。而东方人后起，可以不走过去西方人走过的错路，因此提倡东方化，说“西方不亮，东方亮”，与西化论针锋相对。
其实这两种观点都有片面的地方。前者凝固地看东方的民族文化，认为只能停留在前现代性，要想现代化只有西化，这是要用一体化来否定和代替多元民族文化；后者则过分看重西方文化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所带来的弊端，因而发出东方文化救世的论调。持这两种观点的人都是把东西方文化看成难以共存的，不是我吞掉你，就是你征服我；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讲多元一体的实质是宣扬西方文化霸权主义，讲东方救世的则认为对西方文化可取而代之。两者的思路是一致的，都未跳出两极对立、非此即彼的窠臼。
常樯：既然您对以上两种观点都持批判态度，那么，您对未来世界文化走向又有怎样的展望呢？换言之，未来世界文化将出现怎样的格局？
李锦全：我认为从世界视野来看各民族的文化，既是一体多元，又是多元一体，不存在划分界线的问题。世界范围内存在着多种民族，各民族都有各自的文化特点，这不限于东西方的划分，即使同属东方民族，如中国、日本、朝鲜，也都有自身文化的特点。虽然中国古代文化对后两者影响很深，但是不能代替其文化，始终存在着多元的民族文化。至于西方英、法、德的民族文化也是如此。这是文化的民族性。因此，要消除多元民族文化来实现所谓一体化是不可能的，大家都应该以各民族本位文化为主进入一体化。
但是，如果各个民族认为世界上既存在多元民族文化，那么就可以自身固守不变，这也是错误的。正如马克思所说，随着时代的发展，“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这就是说，各民族之间只有互相开放，进行经济文化交流，才能赶上时代的步伐。民族文化应该是动态的、发展的，这就是文化的时代性。如果说当前全人类的主流文化是市场经济、民主、法治，各民族也应该以此为取向。但同是推行市场经济、民主和法治，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内涵也不尽相同，如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要求就有区别。从民族文化的走向来说，是从多元归于一体——同属一个时代精神，但从世界视野来看，这个世界一体又寓于多元之中。多元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形象地说，犹如百川众流之归大海。但这个大海既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是世界各民族人民群众的历史性创造，是人类共同智慧的升华。因此，从整个世界文明发展的趋势来看，我认为，当今所谓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主要表现在物质财富的积累和科学技术的水平方面。至于精神生活，特别在道德伦理、人际关系等方面，则并无明显的先进与落后的差别，只能说是互有短长。所以，中西文化将来可能形成“互补”的格局，即经过互相吸收、扬弃、输进外来血液，使自身的文化发展进入良性循环。中华民族既有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现在又能以日益富强的面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那么，在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方针的指导下，我们应该发扬自己的民族文化，使之在世界文化发展的长河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以新的面貌出现而走向世界。
王文英：在和平与发展早已成为时代主题的当今世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该怎样更好地走向世界呢？
李锦全：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文明的多样性，如果能够本着平等、民主的精神相互交流，共同进步，那当然是好事。我国学者也大都持这种观点。由于中国儒家提倡“致中和”精神，看重这个“和”字，我认为进入新时代，中国哲学、中华传统文化也应以和谐、和合的精神走向世界。提倡“和合学”的知名学者张立文，就主张“使各民族、各国家在‘和而不同’和‘求同存异’的规则下，走向文化融突的和合”。还说“在融突中应根据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五大中心价值或文化原理，处理各方面及各类型的冲突，以便由融突而形成新的和合体。人类文化在多元民族文化的全球化与全球文化的多元民族化中，达到和合”。
中国哲学、中华传统文化进入世界，能通过融突在多元民族文化中达到和合，当然是好事，这是符合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的。但目前世界上有那么多矛盾冲突，政治、经济以至文化领域，霸权主义的幽灵还在游荡。如在思想领域内人权价值观的争议，美国曾多次以人权高于主权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美国的霸道行为之所以不能得逞，一方面是因为在国际上我们是得道多助，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有了比较强大的综合国力，他们才不敢轻举妄动，侵犯中国主权。
因此，我认为中国哲学走向世界，要达到和合的效果，这个文明方向是对的，但如果我们国力弱，在与西方强势文化进行交流时，要求平等对话是困难的。因此，中华文化要想走向世界，还需要有强大的综合国力作为后盾。
常樯：这里您突出强调了一个“和”字，这也是儒家文化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核心观念。您同时也指出，我们还要追求综合国力的强大，要把自己弱势的文化变强。这种情况下，单纯强调“和”可能就不够了吧？
李锦全：对中国传统哲学，我认为并非只有一个“和”字。如先秦有儒、道、墨、法各家。儒家虽讲仁义、重和合，但也强调“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要相辅而行；墨家虽讲兼爱、非攻，但也主张非命、尚力；道家讲柔弱胜刚强，实质上就是讲后发制人；至于战国末年，代表先进思想文化的荀子，主张“制天命而用之”；持历史进化论的法家集大成者韩非，主张列国大争之世，应当“争于气力”。这就说明中国传统哲学具有进取性和斗争性，并重视发挥主观能动精神。只是在宋、明以后，特别是走向近代的过程中，我们的综合国力下降，中国传统哲学在国际上也随之成为弱势文化。我们今天仍然是个发展中国家，当前世界的各种矛盾冲突普遍存在，我们必须增强综合国力和民族凝聚力，要发挥自强不息的主观能动精神，迎接挑战。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哲学在世界文化发展的长河中顺流前进。
清华大学校训石“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
不过，中国哲学走向世界不可能是保持不变的原生形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和信息时代的到来，封闭是不可能的，总得对外进行思想文化交流。有人认为传统的和谐哲学、和合学可以派上用场，也就是“厚德载物”。我认为中国哲学走向世界，开放与包容是必要的，但应该以我为主，是冲突与包容互动，矛盾与互补并存。发达国家不能以强势文化推行文化霸权主义、文化殖民主义，我们要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取长补短，经过相互吸收、扬弃、输进外来血液，使自身文化发展进入良性循环。中国哲学走向世界，既要保持自身的民族性，又要吸收人类的共同智慧，从承传中创新，从而体现新的时代精神，达到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矛盾统一，进入和谐、和合的精神境界。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相辅而行，是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没有前者，中华传统文化就不能随着时代的步伐向现代转化，没有力量与强势文化平等对话，对后者的开放与包容则会丧失主导而被消融。但是只有前者没有后者也不行，在全球化大趋势之下，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不能孤立地发展，不能孤芳自赏与夜郎自大。如果不能与世界现代化的发展潮流相适应，就难以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只有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相辅而行，才有助于中国哲学循着文明途径走向世界。
（李锦全：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常樯：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副研究员；王文英：《孔子研究》编辑部编辑。中山大学李宗桂先生、杨海文先生对这次专访给予大力支持，专申谢忱。本文刊载于《 走进孔子（中英文）》2024年第2期。本刊出版版权所有，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本刊文字及图片。）
